教育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北京大学在2010年自主招生中采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消息再次把人才培养模式的话题推到了公众视野,并在高中教育界激起千层浪。多元化人才的培养已经不只是高等教育的“专利”,高中教育界也在集体思索。日前,由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安博教育集团、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09首届安博教育高端论坛”,把对高中阶段如何办教育的讨论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高中学生评价标准不应是唯分数论
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多元化”需求。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教育的评价机制成为议论的焦点。传统的唯分数论的学生评价标准已不容置疑地受到挑战。
课程多、考试多、作业多、运动少、睡眠少、实践少,是传统的学生评价标准下中学教育的典型特征。苏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陈丽霞认为,“这种评价标准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曾明确指出，普通高中是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也就是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定基础的。因此,高中教育的育人目标,是人格健全有智慧,全面发展有特长。”
“学科类、非学科类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都应得到学校的重视。”上海敬业中学校长郑大中补充道。
“有的学生可以高分考入名牌大学,但人格不健全,心理承受力差,遭遇逆境就过不去坎,甚至自杀,这样的高分学生怎么能服务社会呢?”福建省晋江毓英中学校长张鹉表达了对以分数论人才的担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对此深表赞同:“分数很重要,就业也很重要,但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不应成为评价学生和教育质量的最高标准。”朱永新说,“培养美好人性、塑造美好人格以建设美好和谐社会,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事实上,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广,尽管对以塑造人性为核心还是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两种教育目标的争论尚难分难解,但是打破唯分数论的传统学生评价标准已日渐成为共识。然而让人尴尬的是,从实践看来,打着素质教育旗号仍走传统路线的案例不在少数,分数、升学率还在继续束缚老师、学生的身心。对此,不少与会专家呼吁,首先学校应自觉认识现代多元化人才培养的需求和内涵,教育应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而不是只追求三年短期教育成果;同时,要建立更有利的政策和舆论环境,比如对学校的评价也应多元化,把是否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否帮助学生提高创新能力和是否促进个人专长的发挥等作为评价学校的标准。
示范性高中不能只示范升学率、获奖率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一定数量”的示范性高中,到如今“遍地开花”的示范性高中,“示范性”已成为高中教育的一个关键词。对此,社会评价褒贬不一,核心问题还是集中在示范性高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上。那么,示范高中到底应示范什么?
鲁迅曾说,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作为一所有着260年历史的名校校长,郑大中把营造优异的学校文化、提供培养人才的肥沃土壤视为高中教学的立教之本,这是“适应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此次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内涵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论点,而“示范性高中当敢为人先”。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游泳馆,但学校的游泳队却曾经12次代表上海市参加游泳比赛,有特长的学生学习成绩照样好;多名学生获得发明创造大奖……郑大中把这一系列荣誉归功于学校始终倡导的敬业精神和宽松的人文环境。“学校文化具有渗透性,学生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接受长期熏陶而塑造出来的一种素质,不论是知识性的、心理性的,还是行为上的,都将使他受益终身。”郑大中说。
专家们还指出,如今很多学生虽然学位拿得高,但大多是被教育一步步推到行业中去的,未必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这也是现在我们国家很难出大师级科研精英的重要原因。“让学生通过一种学习氛围的长期熏陶来形成持久的学习兴趣,变被动灌输为主动探索,甚至使学生在个性专长方面尽早发掘出潜力,对高中学生将来做出合理的学业、职业规划,找到自身的成长点非常关键。”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陶西平说。河南省淮阳中学分校校长朱丽峰则表示:“创造一种能帮助人才真正发挥价值的教育文化如今看来愈发重要。”
除了学校文化,山东省兖州一中教务处主任曹民山重点阐述了示范性高中在推进课程改革方面的带头作用。曹民山认为,素质教育不仅仅是多开几节音乐、舞蹈课,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素质,因为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示范性高中师资力量相对较强,应该承担更多的开创性的教学研究工作。”曹民山认为。
福建省晋江市平山中学校长林德田认为,示范性高中的教师素质也应发挥辐射效应,这个示范不是攀比升学率、获奖率,而是“为人师表”的一种展示。“做一名有教育理想追求、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有火热的爱的教师,道德性与学术性并举,应成为所有老师的职业理念。”林德田说。
放权是否适合高中教育
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的问题一直是教育改革中的争论点。在高校要求办学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同时,对于高中教育这样一种既不属于义务教育、又不纯粹归于个性教育的特殊教育阶段,应如何认识放权问题,成为教育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支持方认为,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了义务教育阶段积累的知识基础,并逐渐体现出更多的个性,针对这一特点,高中教育应提倡校长办学,使学校拥有更大的空间来做适合自身生源的特色教育;保守者则认为,基础教育应区别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应体现出特定的方向性和目标性,因此不应盲目扩大高中校长的办学自主权,否则可能造成本不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更失于规范。
新教育实验著名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把“教育解放”作为自己的标志性观点。他认为,教育应把学生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把老师从升学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把校长从行政考核、社会评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教育的舞台还给他们。
而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陈汉强则以台湾中小学的“松绑式”改革案例做了比对。陈汉强介绍,台湾地区的中小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甚至允许家长参加中小学的校务会议,校长、老师、家长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看似民主,却反而造成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难以达成一致而只好搁浅,并不利于教学的进展。而曾经一度实施的自主招生、自主订阅教材更助长了教育腐败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松绑就不对,而是需要具体分析,何时能松、何时不能松,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依势而定,不能盲目,也不能冒进。”陈汉强表示。
张鹉也坦言,基础教育不能走非左即右的偏激路线,必须改变“政策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规律,找到一个结合部。他更呼吁高中校长们不要一味盯住人事权、资金管理权等问题向行政部门“要权”,而要重点关注本校的办学理念,“力求凭借我们自己对学校、对老师的信任,来调动集体的力量,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张鹉说。（光明日报记者 文艺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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